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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的旧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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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西周封建背后的阴谋  

2009-10-28 15:24:46|  分类: 读史感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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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作为中国历史信史部分的源头(西周共和元年),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儒家对周礼的崇拜,还是历代政权对周代制度的扬弃,都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

西周制度的核心,相信大家都在历史课本中学习过——分封制和宗法制。其中宗法制更多是一种继承制度。被西周击败的殷商,在王位的继承顺位上既有父死子继,又有兄终弟及,不清晰的继承顺位,使得殷商内部经常发生内乱,严重损耗了国力——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

——摘自《史记·殷本纪》

      

西周吸收了殷商“九世之乱”的教训,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然而,讽刺的是,无论是在牧野之战中击败了商纣王的武王,还是为西周各种制度奠基的周公,都并非他们的父亲,文王姬昌的嫡长子(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四)。

 不过在这里,我们更关心的并非是这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宗法制,而是西周的另一项国策——分封制。

 西周在建国之初就进行了分封,这点我在《齐鲁基本制度的成型与孔子在齐遭到冷遇的原因》中已经有了详述。被分封者主要是王室的成员和一些功臣,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太公望、周公旦、召(shao,四音)公奭(shi,四音)三人,他们的封国分别是齐、鲁、燕。

而在之后,西周的分封也一直没有停止,每代周王都会进行一些新的分封,这也是西周建立之初封国只有不到二十个,而到西周被犬戎所灭之时,封国已经上百的原因。

分封制的历史意义虽然历史课本上总结了好多条,但对于西周自身来说,其实无外乎三点:

1)对内,封国的建立,可以起到屏蔽、护卫周王室的作用。这点,在西周立国后曾多次被证实。而西汉模仿了西周的这种制度,虽然最终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刘邦死后不就,平定“诸吕之乱”时,汉的封国制度确实功不可没;

2)对外,扩大国家的疆域。关于这点,只要对比一下西周建立之初的疆域范围与西周末年的疆域范围,就立刻可以明白了;

3)扩大中央的影响力。虽然秦之后的很多例子都证明,分封更多时候只会削弱中央的影响力——不然为什么汉武帝、明成祖都拼命地“削藩”呢?——但不同情况不同分析,汉朝建立后,中国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经初步达成了统一,而对自身的疆域也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的各个时代,中国的疆域虽然总在变化,却始终是以汉时代的疆域为基础的;

相比之下,西周建立之时,虽然击败了殷商,但其他的诸多地区,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些地方的诸侯和部族,并不会因为西周取代了殷商,就发生什么明显的改变。此时,将宗室和功臣分封出去,依靠他们的力量来扩大中央的影响力,确实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讲到这里,西周分封制的的作用似乎已经很清楚了,看起来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的气息。然而,实际上,我们却只是刚刚拂去阴谋上所积压的厚厚灰尘——

就如上面所说,西周击败了殷商,但在他们准备进行分封的地区,却依旧有着其他的诸侯部落存在,他们虽然臣服于西周,但实际上仍是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周王室直接把他们的土地划归新的封国,这些诸侯会不反抗吗?

这其实是我们读书时,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点——那些无名的诸侯们并非一个个NPC,而是有着自身欲望、野心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私欲和图谋。

从夏建立之前的时代开始,中原大地上就已经有着无数的部族了,正是这些部族,组成三皇五帝时代的部落联盟。禹传启,家天下之后,虽然这些部族大多臣服于夏,但为了避免他们的联合反抗,夏王室并不会干涉这些部族的内部事务。除非出现有扈氏那种完全不臣服的部族,或者几个部族之间发生了冲突,需要夏王室进行调停。

这些保留了完整自治权的部族的头人,就成了后来的诸侯。

商灭夏之后,继承了夏的诸侯政策。虽然商王可以处死这些诸侯,却依旧不会干涉其部族内部的政策,即使是继任者选择这种大事——会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商的中央并没有力量对地方进行全面的干涉。

然而,到了西周灭商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本的独立诸侯,纷纷被与周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封国诸侯所取代,这就意味着,原本那些诸侯的土地要被空降下来的新诸侯所分割,他们的臣民要成为别人的臣民,这种如同抢劫一般的分封,怎么可能不受到原本那些诸侯的反抗呢?即使周王室因此众叛亲离,也并不奇怪吧?

偏偏这些却都没有发生。

西周建立之初,的确发生了“管蔡之乱”这种大规模的叛乱,不过主要原因却并非上面的原因,而是管叔鲜、蔡叔度不服从周公的领导,与殷商残余力量的反扑——也就是说,明明被抢夺了土地和臣民,旧诸侯们却完全没有任何不满。

这听起来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无论是从人性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都似乎是不可能事件。然而,它却偏偏发生了,而我所谓的阴谋,就隐藏在这后面——

 

在这里,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当时的一些在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东西——战国之前的时代,人们对疆域,似乎并没有后来那么重视。下面举几个例子: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摘自《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桓公为了表现自己遵守礼制,毫不犹豫地将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本来受其救助的燕国,而相比之下,楚平王也毫不逊色。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摘自《史记·楚世家》

 

楚平王为了向百姓和诸侯施惠,毫不犹豫地将楚所侵吞的大片土地吐出,为陈蔡复国,归还侵吞的郑国土地,并任由吴国夺取楚国的土地,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视国土如无物。而历代楚王,也多次干出灭人国又复人国的事情,相比于后世那些寸土必争的王朝争霸,他们对领土的漠视简直令人发指。

当然,无论是齐桓公还是楚平王,他们对领土的不重视,都是以其政治目的为前提的。但是,后来的政治家们却很少能这么轻松地用大片领土来换取自身政治目的的达成的,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一城一地的反复争夺。那么,到底是春秋之后的政治家门,胸襟气度方面差前辈太远了呢?还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呢?

在我看来,自然是后者。

在冷兵器时代,尤其是古代中国,土地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就在于它的可耕作性——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可以持续产生粮食的耕地。而要将土地转化为耕地,并使其持续产生粮食,相应的人口也是必须的,尤其是在战国以前,生产力相当低下,对人口的需求也就更加严重。

然而,与明朝中叶之后,中国人口过于膨胀这点不同,在战国之前的时代,地广人稀才是社会现实——虽然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地广人稀的中国——严重不足的人口,过于低下的生产力,使得各个诸侯都无力将自身的广阔国土转化为能够提供粮食的耕地,很多时候,除了核心区(国都附近等),诸侯们大部分的土地依旧保持着原始的状态。

这些土地虽然依旧拥有被开垦的潜力,但当时的人力严重不足,以及农业技术的低下,使得这些土地的开发,在诸侯们看来是遥遥无期的,因此,这些的土地与后世那些大多可以被开发,而且已经开发了不少的土地比起来,在价值上完全是云泥之别的。

当然,这些土地在当时没有经济价值,不代表其在军事方面毫无价值——战略纵深是什么?广袤的国土就是最好的战略纵深。不过,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观点,在当时,因为人口不足的原因,同样不是绝对的。

因为人口很少的原因,战国之前,诸侯们的军队同样很难上规模,尤其是常备军,很多大国(如齐、燕等)正常状态下也不会上万。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中,无论吴国还是越国,动员军队的规模一般都不超过五万——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於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

——摘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从上面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吴越两国之间的战争规模。吴越两国在春秋末期相继称霸,他们的军事力量,自然也都是顶级的,那么其他诸侯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自然也就不用详述了。

尤其,这还是春秋末期的战争规模,如果上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战争的规模更加小——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摘自《史记·周本纪》

 

也就是说,如同周灭商这种事关王朝更替的大规模决战,在那个时代,一方动员的军队规模也不超过五万(虽然在牧野之战中,殷商一方动员的力量更多,但那些大多数是拉来充数的奴隶,并非受过训练的军队)。

以这种程度的军事力量,来守卫广袤的国土,虽然确保了战略纵深,却使得防御力量极其薄弱,综合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实际上,战国时期以前,大部分的著名战役都是野战,围城战并不很多,而且发生围城战的的地点,很多都是某个国家的国都——这种国都的围城战,直到战国时期,依旧不断上演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国之前,大部分诸侯国,真正有效控制并开发的土地,以城池为核心的一些区域,其中,尤其以国都圈为核心。我们在古代地图上看到的那些疆界图,更多显示的是他们的影响力,而非军事控制力的边界。

实际上,筑城技术的全面成熟和推广,正是在春秋末期(此时楚国终于开始大规模的筑城,而吴越两国也相继在自己的国都筑城)。在这个过程中,墨守成规的墨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城池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使得各国对领土的控制力大大提升,再加上战国初期各国的变法以及铁制农具的渐渐普及,使得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原本无法开发的土地渐渐被开发,土地的价值才逐渐显现出来。

而由于生产力提升而带来的人口增长,与筑城技术带来的军事变革,使得土地的军事价值也渐渐显露,战争规模急速扩大,春秋时期以炫耀武力为主的会盟,渐渐演变成了战国时那种残酷的焦土式争霸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领土的价值,是在春秋时期渐渐提升,并直到战国初期才真正显露出来的。而在那之前,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个诸侯国,对土地,尤其是首都圈外尚未开发的土地的重视并没有后来那么严重,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他们,因为人口不足以及筑城技术的不成熟,也无力控制太过广袤的领土。

——也就是说,在西周刚刚建立的时候,领土——注意,是未开发的领土——在诸侯们的眼中,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商王朝曾经多次迁都,不断变换自身的控制领域,更说明了他们对国土的漠视。

实际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周之前,中原大地上,无论是诸侯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夏商,都还没有完全摆脱部落时代的思维习惯——领土,更多只是他们耕作、采集、狩猎的一个范围,他们自己部族的人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刻意在意这个范围。

当然,我们似乎也可以举一个著名的反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摘自《史记·周本纪》

 

解决虞芮的国土争端,在大多数历史学者眼中,是周获得众多诸侯支持的一个标志。然而,就事论事,虞芮之间争夺的不就是领土吗?还能够说诸侯们并不重视领土吗?

仔细想想,其实不然。

虞芮之间的争端固然是国土,可看看他们的解决方式,竟然是受到感化后互相谦让,这在见惯了国土争端的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和谐的不能再和谐了。

当然,或许《史记》的记载并不全面、准确,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形(商周之间的军事对抗),周在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时,为了避免损耗自身力量,应该并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完成的——能在完全没有武力冲突的情况下,用很平和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反过来其实也正说明了,当时的诸侯们,并不重视自身的领土,对于他们来说,边界的小规模争端,更多是意气之争而已。

 

到底,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西周建立之初,各路诸侯们对自身领土的重视程度不高,通过购买、分割等方式,并非不能在不让他们不满的前提下,为封国获得领土——当然,如果被分割的是他们的核心区,那这些诸侯绝对会反抗的。但是,西周的封建真是的一蹴而就,直接用封国替代原本的诸侯的吗?

从西周第一次封建的描述看,似乎是的——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於焦,黄帝之后於祝,帝尧之后於蓟,帝舜之后於陈,大禹之后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

——摘自《史记·周本纪》

 

乍一眼看去,齐、鲁、燕这些春秋时期的大国似乎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这个过程中,似乎必然会将在后来齐、鲁、燕境内的诸侯国并吞掉,但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刚刚建立封国时,这些封国并非有很大的领地,营丘、曲阜之类的名字,与其是说一大片土地,倒不如说是一个城镇——也就是说,这些封国,在建立之初,其实是很小的。

那么,剩余的大片广袤土地又属于谁呢?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条记载——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

——摘自《史记·郑世家》

 

这段记载是郑国的建国史——因为觉得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实在太不靠谱,郑桓公姬友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便想离开周王都,去建立自己的封国,而他的封国,其实是夹在虢、郐之间的,通过分割两国的领土,招纳他们的百姓,最终使得郑国得以建立。

然而,讽刺的是,处心积虑活命的姬友同志,却还是在两年后给周幽王殉葬了——

 

【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

 

当然,本文并不是探讨姬友同志的不幸命运的,反倒是郑国的建立方式,需要我们注意——“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也就是说,借助中央的名义,用外交手段从当地原有的诸侯手中获得少许的土地,带领族人去那里建立基础,之后再通过招纳四周诸侯的民众的方式,来扩大人口,最终吞并原有诸侯的土地、人口,形成大的封国。

郑国的这种建立方式,恐怕也正是西周建立之初,各个封国在原本诸侯国之间建立的方式——毕竟,郑国的建国方针完全是崭新的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人类的智慧,总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

也就是说,西周建立之初,封国虽然遍及中原,实际上却并非用鲸吞的方式吞并了原有的诸侯国,而只是如见缝插针一般,在原有的诸侯国之间,建立新的封国。只不过,新建立的封国借助周中央的支持,不断蚕食自己附近原有诸侯国的土地和人口,最终到了西周末期,原本的诸侯国都已经消失殆尽了,剩下的,就只有西周的封国了。

 

西周封建背后的阴谋终于被我们揭开了。因为习惯了生活在大一统的时代,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使得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注意到西周封建过程中,必然会与原本就存在的诸侯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这样的话,西周的封建在我们眼中自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就很难发现背后的阴谋气息。

而一旦意识到这点,我们就会发现,西周的封建绝对是困难重重的,这个时候,封建中的阴谋才会显露在我们的面前——西周的统治者们利用了夏商以来诸侯们的惯性思维以及他们因为人口稀少而对土地的不重视,用一种并非鲸吞,而是蚕食的方式,不断建立新的封国。原本的诸侯国,就如同煮在温水中的青蛙,在尚未意识到之前,就纷纷被吞吃掉了。

 

——这是一个笼罩整个中原大地,极为广大的阴谋,广大到几乎没人发现。以正道行奇兵,可以说是阴谋的最高的境界。这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阴谋,几百年的时光掩盖了它一切的痕迹,让无数的诸侯国消失的不明不白。而当阴谋的大幕落下之时,春秋时代的金戈铁马盟与杀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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